朝鲜战争的爆发，帮了美国大忙

朝鲜战争使得美国转型为与以前截然不同的国家：在国外有数百个常设军事基地，有一支庞大的常备军，国内也有常设的国家安全体制。美国人认为越战更加重要，它在人数众多的婴儿潮世代中制造了长达数十年的焦虑，还有针对一大堆问题的社会运动所带来的纷扰。虽说越战灼痛了整个世代，但它对美国外交或国外干预政策没有太大影响，对美国国内经济的影响也很小。然而，朝鲜战争却对美国有极大的难以控制的影响。它没有给予一个世代以名称，大众可能已经把它遗忘了甚至毫不了解，但它是改造美国的重要契机。

文/[美]布鲁斯·卡明斯  译/林添贵

朝鲜战争是由两个最重要的当事国，北朝鲜和美国，为了（即使不是无法理解）相互不明白，也相距甚远的目标打起来的。北朝鲜攻打韩国是因为害怕由于当时美国政策的改变，日本的工业经济及它在朝鲜半岛旧日的地位将会复活；也因为南方长期以来和日本殖民者合作的朝鲜人是催生美国此一策略的助产士（现在似乎终将得偿夙愿）；也因为北朝鲜相对于韩国的地位随时间的推移将可能屈居下风。

金日成权衡了美国介入韩国保卫战的局势，但也可能低估了其重要性，因为他自恃已得到斯大林和毛泽东对他南进的支持。他所不知道的是，他的南进替杜鲁门政府解决了许多重大问题，也在美国确立在全球冷战格局中的地位方面功勋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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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是个危机，但用艾奇逊后来的话来说，它的“出现，救了我们”：他指的是它使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终于获得通过，国会也同意把美国国防预算增加到原来的4倍。

朝鲜对美国在冷战之初的政策有极重要的作用。杜鲁门政府确认美国在朝鲜半岛有重大利益的时间，正是研拟遏制理论和马歇尔计划的那“15个星期”。当时担任副国务卿的艾奇逊和新任国务卿马歇尔调整了美国的政策方向，使之脱离五角大楼的朝鲜半岛不具有战略重要性的立场，转向重视它在重建日本经济上的价值，并把遏制理论运用于朝鲜——凯南原初的、有限的构想是利用军事、经济援助以及联合国的资源，支持“受到共产主义威胁”的国家。正是在1947年初这个时候，华盛顿终于从五角大楼和占领当局取得了对朝政策的控制权，其结果是基本上批准了占领当局从1945年9月起即已实行的针对朝鲜左翼人士事实上的遏制政策。我们已知道，马歇尔在1月底让艾奇逊起草一项计划，专门把韩国和日本经济连结起来。几个月之后，陆军部长威廉·德雷珀（William Draper）表示，日本的势力将在韩国再度发展起来，“因为韩国和日本构成了贸易和商业的自然发展的区域”。大约同时，艾奇逊在参议院的秘密听证会上做证时说，美国已在朝鲜画下一条线，争取拨巨款给一项大计划，在朝鲜半岛以“杜鲁门主义”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模式击退共产主义。

迪安·艾奇逊（Dean Gooderham Acheson）

艾奇逊在1947年是大推手，当美国于1950年6月介入并保卫韩国时，他又是重要决策人物。他明白，遏制主要是政治和经济问题，要把能自立、有存活力的政府部署在苏联的周边；他认为韩国的经济实力虽已减弱，但依然可与日本相互提携，形成他所谓的从东京到（埃及）亚历山大港这个“大新月”的一个环节，从而把日本和韩国、（中国的）台湾、东南亚，最后是波斯湾的石油连结起来。然而，国会和五角大楼反对对韩国做如此重大的承诺（国务院估计需要6亿美元；而国会1947年6月通过的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款项只有2.25亿美元），因此艾奇逊及其顾问把问题提到了联合国，也因此才要通过集体安全机制重新定位及遏制朝鲜半岛。联合国的撑腰也给了美国重要的筹码，可以支持韩国的继续存在。这却是北朝鲜领导人最糟的梦魇，他们都认为韩国和日本经济关系重新恢复连结，是重大的威胁。

金日成在1950年6月发动攻击，希望统一全朝鲜，迅速消灭韩国陆军和政府。这却导致美国的介入以重建大韩民国，而介入的根据基本上就是已有3年之久的遏制理论所做出的承诺。北朝鲜的目标在9月底即战争开始3个月之后几乎实现；但是，同一时间，杜鲁门和艾奇逊决定击退北朝鲜政府——这是1950年4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所确立的全面反共攻势的一环。美国和联合国军1950年初冬在北朝鲜被中朝农民军队击败，导致了1945年至古巴导弹危机之间美国外交关系中最糟糕的危机，迫使杜鲁门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也从根本上“拆毁”了杜鲁门政府（艾奇逊的话）——1952年杜鲁门原本可以竞选连任，但结果肯定会如约翰逊在1968年竞选连任必败一样。杜鲁门选择了弃选。然而，中国无意付出自身的重大代价来统一全朝鲜，因此几个月之内，战斗即沿着今天的非军事区大致稳定下来。

朝鲜战争是个危机，但用艾奇逊后来的话来说，它的“出现，救了我们”：他指的是它使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终于获得通过，国会也同意把美国国防预算增加到原来的4倍。而且，是朝鲜战争而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需求，催生了庞大的驻外军事基地体系和为此服务的国内的军事-工业复合体，并由此界定了美国此后的全球力量。不太明显的是，虽未“击退”北朝鲜，却创造出了支持遏制政策的中间派联合力量，并使之一路延续到冷战结束。这股共识深刻影响到越战的进行方式（不攻进北越），后来在1980年代又造成了僵局：一派要遏制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政府，另一派要推翻他们；也影响到1991年的决定：要把萨达姆·侯赛因的部队赶出科威特，但不进军巴格达。令人注意的是，1950年代初期公开主张“击退”共产党或“解放”朝鲜全境的人士，如杜勒斯和尼克松，私底下却告诉国家安全委员会，共产党那一方若是挺认真当一回事的东西，是不可能“击退”的；而美方若是坚持到底，就可能爆发全面战争。

这两种有关朝鲜的战争——凯南式的遏制得胜，艾奇逊式的击退论失败——重新建立起了两个朝鲜人的政权，也在半岛制造了紧张但基本上稳定的遏制态势，并一直延续到今天；非军事区、板门店、两支庞大的军队以及这场战争的其他产物（如联合国军指挥部）今天依然屹立在那里，如同这场遥远的战争之博物馆。两个国家都成了军事体制的国家，北朝鲜或许依然是全世界最令人瞠目的军事体制国家，有一百多万常备军，青年男女都需在军队里长期服役。韩国经历了30年的军人独裁统治，但建立起了强大的经济，经过1990年代的政治突破后，现在既是新兴的民主国家，又是全球第十大工业经济体。这场热战对南北双方还有许多其他影响，但是对美国的影响也十分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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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防工业根本不知道金日成会冒出来拯救他们。金日成无意间救了一大堆经费庞大的项目——尤其是在美国西海岸。用麦克·戴维斯的话来说，在南加州，这些项目包括“战略轰炸机、超级航空母舰和……原先已中止的替空军开发洲际火箭的康维尔（Convair）公司的合同”。

朝鲜战争对美国人有一个抹拭不掉的意义，就是1950年代出现了一个新的、史无前例的美国军事-工业复合体。直到那时，美国人从来没维持过庞大的常备军，军方在美国历史和文化中除了战时的表现之外，是个无足轻重的因素。莱特·米尔斯（Wright Mills）写道，美国宪法本身“建构在对强大的军事机构的恐惧上”；参加联邦的各州有它本身独立的民兵，似乎只有海军才符合美国人国家军事力量的概念。美国人喜爱得胜的将军，如华盛顿、杰克逊、泰勒、格兰特和艾森豪威尔，甚至推举他们为总统。但是每次战争胜利后，军人就回家去过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了。1840年代美墨战争时兵力到达50000人之后，陆军兵员降低到10000人左右，其中90%被分派到密西西比河以西的79个营区去和印第安人作战。军队在内战期间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征召平民入伍，规模膨胀到数百万人，但是只要胜利之后几个月或几年，就立刻复原——19世纪末缩小为25000人的民团部队（当时的法国常备兵力500000人、德国419000人、苏联766000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也只有区区135000人；1945年之后也立即大幅萎缩。每次战争之后，常设的兵力都有上升，但直到1941年，美国军队的规模与其他大国相比，仍属中等，经费也不多，没有太大的影响力，更不是真正受到尊敬的职业。整个19世纪，甚至进入20世纪之后，军费还不到国民生产总值（GNP）的1%。

陆军在麦金莱、老罗斯福两位总统的陆军部长伊利胡·鲁特（Elihu Root）领导下进行了改造，兵力增加到10万人。1912年战争部为菲律宾、夏威夷和（巴拿马）运河区设置了一支殖民军，虽然它常备兵员不足，却维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创建了有丰富的太平洋经验的“半常设性殖民地骨干队伍”（布莱恩·林的说法）。官兵很快就习惯了太平洋部队田园诗般的不紧不慢的生活，所以当日本突袭珍珠港之后几个小时便进攻菲律宾时，美军几乎全无准备。不久，美国全国总动员，军人数目膨胀到超过1100万人，但是杜鲁门在战后再次精简军队：到了1948年，陆军只有554000人，空军眼看着它大部分的合约被取消（飞机业的营业额从1944年的160亿美元，降到1947年的12亿美元）。海军受到四度蝉联总统的小罗斯福之青睐，在1945年有340万名官兵，各型军舰近千艘；15个月之后，海军只剩官兵491663人，舰艇300艘出头，1945年它的预算是500亿美元，也大幅下降到60亿美元。同年，征兵制终止（但是捷克共产党政变后，立刻恢复）。国防经费降到每年130亿美元，以今天的币值计算为1750亿美元。

在杜鲁门主持大规模的复员及缩减战时工业复合体的情况下，美国似乎要回到拥有一支小型常备军队及孤立于西半球的常态。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在1947年为此闲淡的想法画上了句号，可是杜鲁门及其顾问依然没有钱支应全球部署；国防预算在1940年代末期维持不动，依然在130亿美元上下。直到1950年，遏制理论依然保持在其作者乔治·凯南希望的程度上：一个有限的、专注的、有节制的努力，主要依赖外交和经济措施去恢复西欧和日本的工业，以对苏联人保持牵制。如果必须考虑动用军事力量，美国应派军事顾问团进入受威胁的国家，而不是自己进行军事干预。

乔治·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

冷战结束之后，凯南对这个“有限”的概念作了简短的说明：对他而言，遏制理论“主要是外交和政治工作，只不过不是完全没有军事含义”。一旦苏联被说服，相信更多的扩张也无助于他们时，“时机就成熟了，就可以和他们认真谈谈欧洲的未来了”。经历过希腊和土耳其、马歇尔计划、柏林封锁和其他一些事情，他认为谈判时机在1950年到来了。然而，“我这辈子最大的失望之一就是，发现我国政府或我们的西欧盟国根本没有任何兴趣与对方进行讨论。就西欧的未来而言，他们和其他人基本上只是希望莫斯科‘无条件投降’。他们做好了等候这一天的准备。而这正是40年冷战之开端”。其时，主要的前线阵地已经建立和加强，西欧的工业复兴已经启动，“改弦更张”的东亚政策——凯南亦深涉其中——已取消了对日本重工业的控制。苏联军队分别在1946年和1948年撤出了中国东北和北朝鲜。但是，中国革命大胜国民党取得成功，却使得东亚无法像欧洲一样出现冷战下的稳定。

凯南1947年的战略——世界上有5个先进的工业体系，我方掌握4个，莫斯科只有一个，遏制即是维持这一优势——可能足以达成恢复西欧及日本工业的关键目标。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确定了新的全球战略，但是真正在太平洋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8号文件：美国现在要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不敢想象的事，准备以军事干预对付东亚的反殖民运动——先是韩国，其次是越南，而以中国革命为最大的背景。这个转折点上错综复杂的状况已经有历史学者做了分析和记载，但即使到今天，外交事务专家、政治学者、新闻记者及著名时事评论员们对它们仍未有定论。因为他们太看重现实政治以及和莫斯科的两极对立，以致把这个时期最大的两场战争丢进了全球关切的阴影中。

中国革命对美国的党派政治也有极大的影响，激起共和党猛批“是谁丢了中国”，但是凯南对其意义仍保持审慎、冷静的观察：毛泽东1949年掌权建政后，凯南在国务院召集一群东亚事务专家研商大势，听取意见后，他告诉大家：“中国没有太大关系。它不是那么重要。它绝不会太强大。”中国没有整合的工业基础，而凯南认为像样的作战能力全系于此；中国只在沿海地区有些帝国主义列强留下的零星工业，因此中国不应被纳入他的遏制战略。日本有整合的工业基础，因此是战后美国东亚政策的关键。革命的民族主义的力量可能在东亚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展开，这一点当时在华盛顿只有少许人略有了解，凯南肯定也不太了解。他的注意力集中在本区域唯一的工业大国日本身上，一心只想如何恢复它及它在东亚的经济势力。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前，麦克阿瑟与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威克岛会晤。

美国国务院在将近两年的时间中，研拟了若干政策文件，整合成一份详尽的分析，称为国家安全委员会48之2号文件《亚洲政策》，并于1949年底由杜鲁门总统核准。这份文件因于1971年和《五角大楼文件》一起解密而出名。因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8号文件首次主张给在中南半岛的法国输送军援（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之前就已向法国提供军援）。但是它最重要的内容是其所拟想的东亚政治经济。帝国主义列强竞相争夺中国土地，美国于1900年发表“门户开放”宣言以来，华盛顿的终极目标一向就是无障碍地进出东亚区域；它希望当地政府强大到足以维持独立，但又不要强大到赶走西方的势力。朝鲜、中国和越南出现反殖民的政府，与此一目标相悖，因此美国的政策规划人打造了一个退而求其次的世界，使亚洲分裂了一个世代之久。

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8号文件定稿之前的几份文件中，美国官员列出了他们认为应该规范统一的东亚区域（包括中国）内的经济交流的若干原则：“建立对技术和资金出口以及全世界自由贸易政策有利的条件”，“互惠互利”，“真正反映比较优势的生产和贸易”，以及反对他们所谓的“全面工业化”——因为“唯有在牺牲比较优势领域的生产的高昂代价下”才可能达成这一目标。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8号文件的拟订者预料民族主义者将像19世纪反对罗斯柴尔德家族势力那样对这一文件群起反对：

国际贸易的复杂性使我们必须谨记在心：像国家荣誉和雄心这种一瞬即逝的东西，可以抑制或阻碍必要程度的国际合作和对经济扩张有利的气氛及条件的发展。

可是，全面工业化是日本长久以来所追求的，也是韩国所想要的——建立广泛的工业基础的民族主义战略，它与东南亚国家的战略（它们倾向于欧洲小国的“利基”经济）大不相同。

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

艾奇逊对军事力量几乎毫不了解。对他及其他美国政治家而言，打败日本和德国，以及和共产主义的斗争是同一类的工作，而另一部分工作就是美国计划让世界经济从全球不景气和世界大战的破坏中复兴。艾奇逊骨子里是个国际主义者，他向欧洲尤其是英国寻求支持和指导，并且寻求关于战后问题的多边解决方案。最初，复兴世界经济这个问题似乎已由1944年确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即成立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解决了；但到了1947年，它们并未成功地复兴先进的工业国家的经济，马歇尔计划遂进驻欧洲，对日本也“改弦更张”，解除了对其重工业的管控。到了1950年，盟国的经济成长仍不够理想，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大部分由保罗·尼采（Paul Nitze）主笔,但接受已出任杜鲁门总统国务卿的艾奇逊思想之指导]，祭出军事凯恩斯主义为工具，终于促进了先进工业经济体（尤其是日本）的活动。是朝鲜战争的危机最终使日本和西德经济强劲成长，并且大大刺激了美国经济。

美国国防工业根本不知道金日成会冒出来拯救他们。金日成无意间救了一大堆经费庞大的项目——尤其是在美国西海岸。用麦克·戴维斯的话来说，在南加州，这些项目包括“战略轰炸机、超级航空母舰和……原先已中止的替空军开发洲际火箭的康维尔（Convair）公司的合同”。到了1952年，飞机业又欣欣向荣了。洛杉矶县有16万人受雇于飞机制造业。在1950年代中期，全县有55%的人口直接或间接受雇于国防及太空工业，堪与圣地亚哥媲美（圣地亚哥将近80%的制造业与国防工业有关）。到了1970年代，南加州有10000家工厂与航天工业有关；加州一向是传统的高科技、“最新”工业的重镇，但航天工业有无数的副产品，带动了商业航空（1950年代刚开始兴起）、火箭、人造卫星、电子及电子战、轻金属（铝、镁）生产、计算机软件等领域的发展，乃至1990年代硅谷的繁荣。

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宣布美国需要多少“准备”这个答案之前，军方在美国和平时期的国民生活中，从来不是重要的元素。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的颁布，结束了美国一段漫长的辩论，这个话题从此再也没有在华盛顿的主流叙述中出现过。到了1951年，美国的国防开支已达今天币值的6500亿美元，在新世纪的头几年里更是攀升到了最高点——2009年，美国军费超过排名在它之后的18个军事大国军费的总和。